看书 | 在纳粹时期的德国，文学作品都在描绘生活的美好

云也退 2023-02-1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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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粹时期的德国，

文学作品都在描绘生活的美好

洋人做出版，卖书，也乐于玩书名党、标题党那套。十多年前，世纪之交，一本题为《Defying Hitler》的书在英语世界出版，是从德语译过来的，不管翻译成“对抗希特勒”、“叫板希特勒”还是“挑战希特勒”，字面的意思都是跟希特勒对着干，感觉这一定个壮烈的故事，但读者买来一读，方知被误导了，别说对抗，就连反希特勒的密谋或仅仅是密谋的念想，翻遍全书也找不到几分提及。

书的德语原名平平无奇——“一个德国人的故事”，尽管作者本人，塞巴斯蒂安·哈夫纳，是很有名气的。他曾以德国流亡者的身份在英国久居，写出了《解读希特勒》等书，让英国人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人了解纳粹德国的起源。不过，这本《一个德国人的故事》早在二战结束前便已完成，却直到他1999年逝世后才被发现。它是哈夫纳回忆录，回忆的时间跨度从一战结束的1918年到纳粹崛起并掌权的1930年代，希特勒从一个一等兵起家，逐步攀上国家元首之位，在此过程中很少遇到真正的“对抗”，作者就是带着这个问题来回忆的：德国人及其创造的文明如此优秀，如此令人景仰，却为何如此甘愿被希特勒及其党徒所控制？

青年塞巴斯蒂安·哈夫纳

写回忆录的时间是1939年，哈夫纳32岁，用个鲁迅喜欢的词说，他“深味”时局之黑暗。就像《一九八四》里写的“大洋国”，在那个德国，个人的就是公共的，你的举手投足，行动坐卧，都得对“他必须朝夕与之为伍的国家”有个效忠的态度。当然，也有人对纳粹政权持坚决的反对。哈夫纳说，三十年代以来，人人都要经历“从or不从”的决断时刻：“我个人的遭遇只不过是一个很寻常的案例而已”，而无论取怎样的态度，你都会变得很紧张、很神经质，从有从的神经质，不从有不从的神经质。

哈夫纳是不从的。不过，作为一个诚实的、善于反躬自省的亲历者，哈夫纳并没有简单地朝希特勒和他的党徒开炮。他谴责希特勒的前提，是设法理解他，理解他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以及《凡尔赛和约》而感受到的耻辱。哈夫纳将心比心地承认，《和约》签订时，他本人只有11岁，但也对国耻感同身受，他的“幻想世界完全破灭”，一个人走在11月的陌生而潮湿的街道上，不知不觉被斜风细雨打湿了全身。

只是，他没有想到“那个名叫希特勒的一等兵心中之痛楚会比我还要来得严重”。读了《我的奋斗》后，哈夫纳断言希特勒的反应是“稚气和顽固”的，不像哈夫纳那样，去“怀疑游戏规则的有效性”。哈夫纳超越了仅属于本民族的耻辱感，去怀疑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：按照同一种游戏规则，倘若德国战胜，也必然把不公平条约加诸战败国的头上。希特勒却似乎没有想过这些。就此，哈夫纳断定希特勒不成熟：这个人29岁，还不如11岁的我呢。

所以说换位思考太重要了。哪怕对希特勒，也可以“同情地理解”，理性地指出他心智中的盲区。基于这种认识，哈夫纳得出结论说，既然政权掌握在一个幼稚而偏执的人的手中，愤怒地控诉就未见得有意义，倒不如冷静地叙述现实。读这本书，会发现一些别有意味的第一手见闻，比如，人人尽知纳粹党焚书禁书无数，并迫害很多作家，哈夫纳却从另一个角度谈及了1939年前的书籍出版：

“德国在1934年至1938年间出版了大量儿时回忆、以家庭为背景的小说、风景图册、大自然抒情作品，以及许多柔情万种的小玩意儿。这是前所未见的现象。除了刻板的纳粹宣传文学之外，德国能够获准发行的书籍几乎完全来自那些范畴。”

在那些山雨欲来的日子里，“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在描绘雪片莲和雏菊花、稚子放长假时的欢乐、初恋时光、童话情景、烤苹果和圣诞树。”从自我欺骗出发，骗着骗着自己就信了，就真的相信我们只需要读那些纯净的美好的鸟兽虫鱼，便可以无愧于这个时代了。待到德国四面出击，兼并别国领土，人们不再能继续假装无事，便索性沉默，仿佛之前的事不值重提一样。

那时，有人告诉哈夫纳，根据历史上的记载，想要灭绝犹太人的人都将自取灭亡；有人则辩解说，犹太店主如果被逼到破产，还可以领取慈善救济。对这些言论，哈夫纳都视其为自欺，人们不愿行动，就想出种种安抚自己良心的说法。他尖刻地说，万一将来帝国战败，德国人也一定会像当年一样，用捶胸顿足地发泄的方式，用“瓦格纳式对死亡与毁灭的热爱”的态度，来逃避逆境，置身事外，这就像一些倔强的小孩，被夺走了洋娃娃便号啕大哭，犹如整个世界都毁灭了。

至于那些积极效忠者如何委曲个人的良知，哈夫纳说得更具体。当年，他跟几个即将参加文官考试的法院见习生结成了一个学习小组，整天讨论时政，哈夫纳不明白，那几个朋友为什么能如此心安理得地看着自己认识的犹太朋友遭难。

《一个德国人的故事》2009年由花城出版社首次引进大陆出版

例如，在一个名叫布罗克的年轻人看来，今天在犹太人的店铺里买东西，转天就冲进去把店铺打砸抢，这种行为没有任何不可理解的地方，他说：

“你也应该晓得，在打仗的时候，军官们前一天还在某些房子里面做客，第二天早晨却得把它们全都炸掉。”

你同他谈道德，他跟你讲法律；你跟他讲法律，他同你说局势。对话如此艰难，改变一个人的看法如此艰难，只因人们都带着某种自以为是的立场进入对话之中，以及，人们会在对话中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角度，而罔顾他人的角度。因此我们会发现，虽然回忆录跨了十多年，但哈夫纳本人没有经历一个成长、发现、顿悟的过程，他从一开始就看出了希特勒的危险，站到了与他对立的位置上，并据此思考和行动；尽管如此，与他有分歧的人也无一曾被他说服。每个人都在加固既有的观念，而不是反省和质疑。

“他当然不是一位民主人士，但他是一个民众主义者：他的权力基础是群众，而不是精英；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一位获得绝对权力的民众领袖。”哈夫纳的这一洞察，就把德国法西斯和意大利法西斯给区分了开来。在意大利，墨索里尼的党徒只占全社会的一小部分，墨索里尼统治意大利二十年，法西斯的意识形态都很难说渗透社会有多深，他被游击队抓住处死，得到一个标准的“独夫民贼”的下场，希特勒却不是，他至死都没有露出孤家寡人之相，他自杀的细节也是一直迷雾重重。为什么人民如此支持希特勒？因为他们怯懦，懒惰，自欺欺人，总能想出办法来对眼前的不公正视而不见……

哈夫纳日后出版的《解读希特勒》，在走红的同时也招致了激烈的批评。批评者之一是他本人的女儿，年轻一代觉得父亲是在向世人道歉，矮化德国人自己，因而情感上无法接受，另一种批评则称，此书将过错完全诿于希特勒一人，仿佛德国人民都受了蒙蔽一样。待到哈夫纳逝后，《一个德国人的故事》见了天日，这两种批评都被攻破了：哈夫纳绝没有宽恕德国人民的意思，另一方面，德国人也确实有不可宽恕之处。

不过且慢，哈夫纳的解剖刀，真的可以放过他自己吗？难道，他就比那些下跪的人更有勇气“肩起黑暗的闸门”？不说别的，他的名字就是假的：“塞巴斯蒂安·哈夫纳”，取自大音乐家巴赫的名字及莫扎特的歌剧，他本来叫“雷蒙德·普雷策尔”，改了名，为的是更好地保护德国境内的亲戚。这谈不上勇敢。

这部回忆录被他一生秘而不宣，究其缘由，也与他不愿让人看到他跟他所写的某些德国人并无本质不同有关：那些德国人成天说着“希特勒必败”，暗地里期望着预言的实现，可以在人前炫耀自己有先见之明，如果有可能，他们也将很有兴致地出一本回忆录，说说当年自己是如何凭着良知、凭着独立思考的能力而立于“不作恶”的阵营之中的。在谴责德国人逃避的同时，哈夫纳没有忘记自己也不是一个“对抗希特勒”的人，他跑了，离开了德国，严厉如他，不愿把自己的选择美言为“另一种抵抗”。

他在那个年月读到了《红与黑》的作者司汤达的一句金言。1814年拿破仑失败，波旁王朝复辟，司汤达说，时局让人“一头跌进污秽”，现在唯一值得一试的做法，就是“让自我保持神圣与纯净”。哈夫纳讲，他所感知的1933年后的德国，与司汤达那时全无二致，人俱在污秽中，要么下沉，要么挣扎着下沉，唯独“保持神圣与纯净”是一种自救，那意味着“除了不让自己成为共犯之外，也要避免痛苦所带来的伤害，以及仇恨所造成的性格扭曲，简而言之，必须躲开外来的影响，以免出现任何反应。”

人要爱自己。但是，如此精神上的深深憬悟也未能完好地庇护他。在书的后半部，哈夫纳坦率地说出他所经历的几次个人的屈服：一起唱纳粹歌曲，一起行举手礼，一起在不公正面前保持沉默，一起戴上了“卐”字臂章。这些下跪时刻像噩梦一样坚定了他离开德国的意愿，可那“神圣与纯净”终成画饼。多数人都是平凡而寡能的，被少数人剥夺了爱自己的能力，在自我作践后，尚能痛苦于内心宁静之不存者，已属有福了。

《一个德国人的故事：

哈夫纳回忆录，1914—1933》

（德）塞巴斯蒂安·哈夫纳著

译林出版社2017年9月，55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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